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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詐騙行為與盜竊行為結合案件的定性
時間:2014-11-15  作者:  新聞來源:  【字號: | |

——以“丟錢撿錢”案件為例

  大寧縣人民檢察院  張文斌

  詐騙罪與盜竊罪是司法實務中較為常見的兩個罪名,一般情況下也比較容易區分,但當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混合使用詐騙與盜竊兩種行為時,其行為的定性就容易產生歧義。這就需要從犯罪的主客觀方面對整個案情加以分析,并緊扣案件的關鍵——被害人是否行使了財物的處分權,即財物的轉移是否為自愿。

  一、基本案情

  剛取完錢的被害人李某在銀行門口碰見了自稱是民政局工作人員的犯罪嫌疑人高某,在二人閑聊之時,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從二人身邊走過,并從上衣口袋里掉下一個鼓鼓囊囊的錢包。犯罪嫌疑人高某撿起地上的錢包拉著李某來到一偏僻角落,打開錢包后“發現”里面有八千元現金,便提議兩人將錢平分。

  這時,“丟包”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找到了二人,詢問是否撿到了他“丟失”的錢包。為求自證,被害人李某取出自己的現金交由高某,并讓王某對其搜身。王某佯裝沒有搜到便悻悻離開。李某回到家后發現剛從銀行取出的5600元現金被調換成一疊冥幣。

  二、分歧意見

  對本案的定性有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定詐騙罪。這種觀點認為犯罪嫌疑人高某、王某以“找尋丟失的錢”為借口實施的一系列行為符合詐騙罪的特征:1、在主觀上以詐騙為故意;2、在客觀上虛構事實;3、行為結果則是騙取了他人財物;4、沒有行為人先前虛構事實的行為,就不能發生取得被害人財物的后果,應認定二者之間存在因果聯系。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認定盜竊罪。理由是:該案行為人取得財物是乘被害人不備,以秘密手段“掉包”,被害人雖被假象迷惑,但并沒有自愿轉移財物的所有權,其手段特征符合盜竊犯罪的構成要件。

  第三種意見認為,本案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既符合詐騙罪特征又符合盜竊罪特征,構成想象競合犯,應從一重罪處斷,定為盜竊罪。首先嫌疑人的行為符合詐騙特征:二嫌疑人事先經過周密計劃,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趁被害人不備進行“掉包”取得錢財,在這一系列行為中均存在欺騙;其次,嫌疑人從店主手中拿到錢財,并“掉包”的行為是秘密進行的。因此本案是詐騙與盜竊的想象競合關系。由于盜竊罪的法定處罰更高,因此應定為盜竊罪。

  三、觀點評析

  類似假借“掉錢撿錢”之后實施犯罪的案件在實踐中屢見不鮮,在以往的司法操作中,有被司法機關認定為詐騙罪的判例,也有被認為是盜竊罪的判例。在筆者依法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時,二嫌疑人均認為其行為涉嫌構成詐騙罪。但筆者認為對二人認定為盜竊罪更為適宜。

  (一)詐騙罪與盜竊罪的區別

  從構成要件上看,詐騙罪與盜竊罪在行為主體、客體和主觀方面完全一致。二罪的區別在于客觀方面的不同:

  盜竊罪的客觀方面一般表現為行為人采取自認為秘密的方法,將公私財物轉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的行為。本罪最突出的特征在于犯罪行為的秘密性,犯罪分子采取自認為不被財物所有人或持有人發覺的方法將公私財物非法據為己有。至于客觀上財產控制人是否發覺行為人的竊取行為以及行為的秘密程度與持續時間,對盜竊罪的成立并無影響。

  詐騙罪的客觀方面則表現為行為人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產的行為。本罪最突出的特點在于行為人使用虛構事實等手段使被害人在認識上產生錯覺,以致“自愿地”將自己所有或持有的財產交付給行為人。由于被害人是基于受騙而產生處分財物的意識,因此要求被害人不僅要對轉移財產占有或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及其所引起的結果有認識,而且還要求被害人對其處分的財產的具體性有較為清楚的意識。

  (二)行為人混合使用欺騙、竊取行為時,對其行為的定性

  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兩方面對兩者加以區分:

  1、應分析被害人在被侵害時的主觀認識。在盜竊罪的情況下,行為人自認為被害人對其財物占有、控制關系的破壞毫不知情,而詐騙罪的情況下,被害人是因行為人的欺詐行為而陷于錯誤認識進而“自愿”地處分其財物,是一種有瑕疵的意識表示;

  2、應分析被害人是否實施了處分其財物的行為。只要不是被害人因受蒙蔽而“自愿”交付財物給行為人,就不構成詐騙罪,換言之就可能構成了盜竊罪。如果處分行為是被害人在因受欺騙而產生的錯誤認識的基礎上,“自愿”作出的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或第三人占有,則構成詐騙罪。

  (三)對本案的具體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與比較,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財產損失因被害人有意識地處分財產的行為所致,是區分詐騙罪和盜竊罪的關鍵。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雖然實施了欺詐行為并成功將被害人的財物拿在手上,但二嫌疑人最終取得財物的手段是其掉包行為,行為具有較大的秘密性。本案中財物的取得并不是因為被害人陷于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而是在沒有防備情況下,被嫌疑人乘機調換的,被害人自始至終并未放棄對其財物的所有權。因此,竊取行為才是二嫌疑人犯罪目的得以實現的關鍵,其的行為應定盜竊罪而不是詐騙罪。

  四、引申討論

  對于何為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處分行為要求被害人有轉移占有的意思,即實質的處分;另一種觀點認為,處分行為不要求被害人有轉移占有的意思,只要有交付行為即可,即形式的處分。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不當地擴大了詐騙罪的范圍,因為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遇見雖然被害人將財產交給被告人,但并未使財產完全脫離自己控制的情況。將此界定為處分行為與社會通念不符。因此,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應當指被害人將財物交付于他人占有,使財物脫離其自己的支配與控制。

  而且在民法領域中,存在著占有輔助人的概念。仍以本案為例,當被害人將財物交予高某時,高某由于委托關系成為占有輔助人,實際上是只是在貫徹占有人,即本案被害人的意圖,不是獨立地支配財物。占有人仍然是基于占有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的享有者和承擔者,占有輔助人對占有本身并沒有自己的意圖和利益。因此不能僅僅根據被盜財物發生了物理上的轉移就認定其在法律上也轉移了占有。

  盜竊罪與詐騙罪的關系,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只是以筆者在實際工作中辦理案件為例對二罪進行初步辨析,但可以肯定的是盜竊罪與詐騙罪的區分標準在于客觀方面的不同。或許,問題還是老問題,但以后會有更新的研究角度和解釋視角。希望上述討論能有助于引發讀者對盜竊行為與詐騙行為相結合的侵財性犯罪行為定性的更好思考。

  2014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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